大家 | 黄达：北平围城之际的北上招生（上）| 忆旧纪年（二十三）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二十三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进入1949年，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一个月；淮海战役，胜利早成定局，只是还需要几天收尾；平津战役，只是等着瞧瞧已经围得死死的北平天津如何收场。可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华北大学却突然面临好几天没有一个学生到校申请入学的局面，与近三四个月来天天有大量学生入学的火爆局面对比，冷清得令人极不适应。

大家分析，平津被围，可能学生出不来了。但这只是自己的分析，好像当时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在战局一天一个样子的情况下，特别是平津即将解放，上级领导一时顾不上学校，也完全可以理解。怎么办？断断续续听到校领导也在讨论，思路是：上级领导部门一时顾不上学校，学校自己对于下一步如何走应该有所考虑。

1月16日，学校宣布，组织一个北上招生组，由徐靖、彭飞、铁华、张昭、黄达、刘哲、肖锋、于民、白波等20余人组成。徐靖是组长，副组长是彭飞、铁华、张昭、黄达。并由徐靖、铁华和我三个人组成党支部委员会。

在日常工作里，我们还是用原来的登记簿。当学生以“井喷”的形势来校时，注册科管招生的只能是每人各带一本登记簿，各自分别面对一摊儿新生进行登记工作。为了准确把握这一天共有多少人到校，晚上总要把几个登记簿反复核对，有否重复登记的，有否漏登的，然后汇总到总的登记簿，非常辛苦。

北上招生组的任务，一是沿途注意从平津出来的学生、青年，遇见了，及时指引他们径直去正定入学；二是到北平包围圈的前沿，了解情况，作入城的准备。

可能是这天晚上，吴老召集北上招生组的部分同志开会。吴老嘱咐了许多，有一条印象特别真切，那就是把好新生入学的质量关。他老人家具体怎么说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基本精神很明确，我们学校今后要选择优秀的学子入学。这一条，我听了觉得特别入耳。

从1947年3月开始从事招生工作，接近两个年头，可以说天天都会碰到入学的新生质量问题。但在那时的环境下，对于新生入学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我们要吸收的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以上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青年，而这样的对象都集中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在1947年战争局势相持的阶段，从大城市通过封锁线跑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基本是通过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主要是城市工作部——安排，人数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党的地下组织已经为学校作了初步筛选。即使有个别不符合条件的，如实际的文化水平过低，也难以拒绝入学。至于 1948年秋冬，每天几十上百青年井喷似地到校，想筛选也无法筛选。现在就要进入大城市了，有了选择优秀学子入学的条件，为了把我们学校办好，把好招生这个关口，好像是自然不过的事。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各自分别招生，好的大学，筛选的条件都很严格。有的大学，只要交学费就能上，在人们的眼里，那是不入流的“野鸡”大学。

然而，就是这一条，却使我们在进入平津大城市开始招生的时候，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月18日北上招生组出发。学校专门配备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拉必要的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药品，每个人的背包也可以放在车上。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什么保密措施，自正定直到北平的包围圈前沿，一路都是太平的——不仅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原来多年盘踞在京津保（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地方武装势力也基本肃清了。现在就是想体会一下各自背着背包，时时要警惕敌对势力袭击的行军过程，已经是没有条件了。

但终归是战争的大环境，出正定北行，一路上的行人、车辆不多。冬日薄薄的阳光，照射着已经收割完了的田野，平展无垠。开始的行军，至今留下了非常舒畅、非常惬意的笼统记忆。

离开正定，即进入新乐县境内。可能是徐靖和张昭等几位老同志的主意，给每人发了一个梨。应是从伙食里挤出的钱。当年，新乐县的黄梨很有名。在正定，有时看到一些新生在街头吃梨，旁人曾告诉我，那是新乐黄梨。不仅口袋里没钱，而且，除了全科每月一次的“蛤蟆吞蜜”外，也没有了吃零食的习惯。而且总觉得，在街上买零食，让学生碰见，有损革命干部艰苦奋斗的形象。

啃着酥脆多汁的梨，不禁想到，水果，已经久违了。1947年在束鹿，可能吃过几个枣子，还有注册科成员能够享受到的自己的劳动果实——一个西红柿。1946年在山里行军时，记得有一次，几个人用旧衣物，也许是粮票，从农民家里换来一捧槟子，每人也不过分了一两个。槟子与沙果同类，上世纪30年代，在城市水果摊上有沙果出售，槟子则极为少见，它们现在都已经没有资格进入水果摊位了。有时“精神会餐”，也会提到水果，革命胜利后是会有水果吃的，但那时设想的也不过是逢年过节有水果吃罢了。

再往前行，就是久有盛名的定州塔了。距离定县县城好远，就望到塔尖了。由于行程不是那么紧迫，我们一直走到塔的跟前。只记得看到的是已经有一个角坍塌的塔，是砖砌的，从坍塌处可以看到外层的砖墙之内，还有一层砖墙。两层砖墙之间的缝隙很窄，不像是设计供人攀登的通道。塔的基座很大，第一层也极高。面对这么大的建筑，自己感到非常渺小。想绕塔走一圈，记得周围有许多住户，未能实现。塔是六面，是八面，还是更多面，记不起来了，棱角不突出，给人以通体圆滑的印象。也记不起有多少层，塔层的设计似乎也不突出各层的间隔。只记得仰头直望塔顶，有眩晕之感。倒是在远处遥望的印象更深。塔，整体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通体是砖灰色调，古旧无华，透露着岁月的苍凉。不知怎么，觉得它是一个“瘦高挑”，但挺拔、高耸，直刺苍穹，更有着刚毅不屈的霸气，使人不由得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本地人，好像也是以塔的高度为骄傲。后来听说坍塌了，重建了。在网上查到今天的照片，雍容华丽，极有气派，但反复端详，总也没有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感悟不到它曾给自己记忆里留下的神韵。是重建犯了破坏原有风貌的毛病，还是岁月使老年人的记忆已经难以准确保持当年的信息？

定县北行不久就是清风店。清风店战役，在解放战争期间是距离华北联合大学师生最近的大战役。很多报道，很多经历了那次战役的同志的讲述，一再使人感到战斗极其惨烈。能够亲自到战场看一看，是我们这行所有人的愿望。不过，快到清风店时，当地的人告诉我们，战场的遗迹已经不多了。当我们将信将疑地进入清风店时，的确看不到残垣断壁，在墙上想找出子弹坑也要有人指点。那是上午，村子里很安静，街道也很整洁，各家墙头露出一捆捆庄稼秸秆，说明已经全然进入冬闲了。从1947年10月，到我们来到这里的1949年1月中下旬，经过整整一个春种秋收的过程，村外田野里，两军人踏、马踩、车碾、炮轰的痕迹，也是消灭得干干净净，一点影子也找不到了。总之一派安逸、祥和的气象，难以引起不久前曾有激烈战斗的联想。有人指点，战斗最激烈的是另一个村子。但我们已经提不起再去“吊古战场”的精神了。

一直到保定，也没有碰到一个青年学生。保定，那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刚刚解放不久。应该去军管会，可能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徐靖同志带着我去军管会联系。军管会管文教部门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们。

听到徐靖同志说明来意，他好像根本没有碰到有没有从平津大城市出来的学生经过保定的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向我汇报过。对于华北大学，他也许听到过名字，但并不了解。接下来的话很精彩：即使有青年学生路过保定，我也会把他们留在保定，不会让你们招生，你们还是回学校去吧！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接待我们全过程的表演。说“表演”，一点也不为过。当他让我们两个人坐下后，就始终在我们的面前来回踱步 ：头微昂，目光直视前上方，仅仅偶然对我们瞥视一下；高抬腿，全然是小孩穿新鞋的姿态；有时吸烟，吸一口立即吐出来，说明不是真正的烟民，吸烟只是表明有派头，夹着烟的手高高抬起，我们看着也替他吃力；说话的声音和节奏更类似话剧舞台上的演员，肯定他平时说话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开始时我们有些诧异，但我们一直平静地让他一个人讲，记得我们相互之间也极少交换眼色。当我们告辞时，他唤来下属：带这两位同志去吃客饭，不用收粮票了。随后对我们说，饭后就出发吧，不用再回这里了！原话早就记不起来了，但大意却至今难忘。不吃白不吃。两盘炒菜，至少一盘是有肉丝的。炒菜，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吃过了，就是在华北大学成立和吴老七十大寿改善伙食时，吃的也是大锅炖菜、熬菜。我们两个人闷头享受着伙食的改善，相互之间也几乎没有说话。离开这座“衙门口”，徐靖和我同时大大舒了一口气。也许觉得，如何评价，显而易见，无需讨论，也许觉得对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花费脑筋去分析，到底那时是什么想法已经全然忘掉了。只记得我们各自摇摇头，相视而笑，好像都无话可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那时还没有召开，还没有提出“糖衣炮弹”问题。但在华北大学这样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对于打天下者会面临腐化问题早就有所议论。只是没承想在保定城竟然碰到这样的典型。有幸的是，以后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典型。

编辑  代玥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胡晓涛、金天、蒋旭

监制  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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